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王敏 衡阳报道

一名村干部，被自己的远房亲戚恶意四处举报，对方扬言“不论告到哪里都要告倒你”。

结果呢？这名村干部不仅没有被告倒，还成功当选为村支书。

这是前不久，发生在衡阳市衡山县的一件真人真事。

在衡阳，纪委监委系统正用一套“澄清正名”机制，为遭到失实检举控告的干部正名，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实干者撑腰。

漫画作者：王婧

近年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监督的网络越织越密。这在正风肃纪、净化政治生态的同时，也让身处一线的干部，时时处在“聚光灯”和“显微镜”之下。

在基层，群众的监督意识显著增强，举报渠道日益通畅，这是好事。但实践中，部分举报缺乏实质证据，甚至存在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乃至恶意举报的情况。

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诬告陷害最大的危害是破坏政治生态，整治诬告陷害行为的难点在于查处成本高。

由于“诬告成本低、澄清成本高”，一些被诬告的干部即便查无实据，也难免在漫长的核查期内背负“说不清、道不明”的污名，承受巨大的心理包袱。

这种“流汗又流泪”的困境，不仅挫伤了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也影响到基层工作的推进效率。

衡阳市区鸟瞰图。（图源：青年湖南）

衡阳决心破这个局。

他们用三项机制——澄清正名、打击诬告、回访教育——“三步走”形成了一个闭环。

一面划清纪法红线，一面撑起担当底气。

开头提到的那名被诬告的村干部，是如何从“被告”变成“村支书”的？今天，我们来拆解一下衡阳纪委的“三步走”。

谭波，是衡山县萱洲镇响水村村干部。

其远房堂叔长居长沙，从2025年11月开始，堂叔因不满村里补贴分配，找谭波理论未果，便炮制系列问题向12345、行业主管部门、纪检监察等部门举报。

随后，谭波开始接受纪委等相关部门调查。

谭波的母亲很气愤，妻子也劝他“别干了”。一个基层干部眼看就要被莫须有的举报压垮。

今年2月，响水村召开大会，萱洲镇纪委工作人员当场通报：举报失实，澄清正名。

不久后，衡阳市纪委将其作为澄清正名典型案例在新闻媒体上进行公开通报。一同被澄清正名的还有耒阳市某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周某等3人。

6月11日，衡阳市纪委监委通过其官方微信号“清风衡阳”，通报4起失实检举控告澄清正名典型案例，谭波在其中。

大会后不到一个月，谭波高票当选村支书。

如今，他正努力盘活村里百亩闲置土地，准备建中药材基地，为村集体经济增收，预计能带动周边40余名村民就业。

“当时很沮丧，好像我真的犯了多大的错误。”谭波说，一纸澄清，不仅还了他清白，更给了他继续干下去的勇气。

今年2月，衡山县萱洲镇响水村召开大会，镇纪委工作人员现场为谭波澄清正名。

类似场景，在衡阳县曲兰镇也曾上演。

该镇赛桥村党支部副书记王书庆，同样遭遇了实名举报——有村民反映他收受礼金、违规协助他人入党。

镇纪委迅速成立调查组，逐一核查。结果发现，入党程序合规合法，收受礼金一事纯属子虚乌有。

调查期间，信访人主动提交致歉信，承认问题系道听途说。

2025年12月，镇纪委在村干部、党员及村民代表见证下，当场宣读澄清函。

镇纪委及时为王书庆澄清正名。（图源：衡阳县纪委“清廉衡阳县”公众号）

“为我澄清正名后，心里那块石头总算彻底落地了。”王书庆说，今后，他将用更扎实的工作回馈组织的信任。

谭波和王书庆的命运转折，正是衡阳市这套“澄清正名”机制发挥效力的缩影。

摘掉受诬告干部心头的包袱，让他们轻装上阵，衡阳方面分为三步。

第一步：给受屈者“正名”

今年1月，衡阳出台《纪检监察机关失实检举控告澄清工作操作规范》。

衡阳市纪委监委信访室主任谭纯鸯打了个比方，这就像一本“操作说明书”，在省级实施办法基础上，对什么情形能澄清、怎么澄清、谁来澄清，进行了模块化和标准化设计。

进一步杜绝澄清正名被当作看人下菜的“软动作”，而是有据可依的“硬程序”。

今年以来，衡阳已为29名遭受失实举报的党员干部澄清正名，比前两年澄清正名总人数多出近五成。

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袁柏顺认为，为受到不实举报的干部澄清正名，目的在于通过纪检监察机关的忠实履责，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

但他同时提醒，要注意保护群众通过制度化渠道反映问题的权利；另外，相关机制的运行效果也需定期评估，不断进行完善。

第二步：向诬告者“亮剑”

澄清正名只是“事后补救”。如果任由诬告陷害满天飞，不仅会带偏节奏，也会极大浪费行政资源。

今年5月，衡阳再出硬招——由市纪委牵头，联合市委组织部、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六部门，成立了诬告陷害行为联合治理专项行动工作专班。

打击诬告陷害，不再是纪委的“独角戏”，而是多部门的“组合拳”。

专班成员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对查实的诬告行为进行分级惩处：情节轻的批评教育，违反治安处罚法的移送公安，涉嫌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向诬告陷害行为亮剑。（漫画来源：新华社）

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田湘波表示，不实举报会大量消耗公共治理资源，衡阳组建多部门联合专班治理诬告，虽投入行政成本，但能有效减少基层内耗、为实干干部撑腰，示范价值突出。

第三步：为跌倒者“搭梯”

澄清正名是“撑腰”，治理诬告是“亮剑”，但这套闭环还不完整。

对一些因犯了错误受处分的干部怎么办？是“一处了之”，还是给条出路？

衡阳的选择是：不抛弃、不放弃。

今年3月，衡阳25名因工作失职失责受处分的市管干部接受了集中回访，其中7人被评为“优秀”，4人已获重新起用或进一步使用。同样的回访教育在各县市区也普遍推开。

阳华平是回访教育的受益者之一。

2020年他任衡南县洪山镇党委委员时，因疫情防控不力被免职。

在组织持续回访帮助下，他反思偏差、积极投入，连续三年考核“优秀”，2024年记“三等功”，随后不久被重新起用为洪山镇副镇长。

漫画作者：关铃

回访教育带来的转变，不只发生在阳华平身上。

南岳区人民来访接待中心主任李某，因违反工作要求受到政务警告处分后，一度背负思想包袱、工作趋于保守。

回访组通过多轮面对面谈心，帮助他逐步放下包袱。

如今，他负责的信访事项办理工作已取得良好成效。

衡阳县公安局局长刘某的经历，同样印证了这套机制的效果。

2024年7月，他因工作失职失责受到处分。

在回访组的持续帮助下，他深刻汲取教训，强化内部警示教育和制度建设，队伍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仅一年时间，他带领该局获得省级荣誉5项、市级荣誉30项。

近年来，衡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回访受处分人员近3600人次，推动进一步使用、提拔干部65人，其中市管干部5人。

衡阳市纪委常委谢振华说，这套机制想传递的，就是一句话——一朝受处分，不等于终身受影响。

田湘波认为，衡阳澄清正名、回访教育再起用的制度逻辑完整：一方面依托纪委权威核查开展澄清，挽回干部名誉；另一方面落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对受处分干部常态化跟踪回访，整改到位、实绩突出的依规重新使用，契合我国容错纠错、允许干部改错重生的治理文化。

但他同时强调，干部重新起用仅限非重大原则性违纪情形，要坚决守住干部管理底线，杜绝执纪宽松软。

“政策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袁柏顺则从更宏观的视角评价道，党管干部，既需要严管，也需要厚爱；既要激励，也要约束。

他认为，衡阳的机制与实践，正是把“严管”与“厚爱”统一起来的探索。

当流汗者不再流泪，当跌倒者能够重新出发，干部心中的那根弦，才会从“害怕出事”的紧绷，变为“大胆干事”的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