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铜像。

王船山是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王船山哲学思想是17世纪中国乃至世界哲学思想的最高峰，其思想在湮没一两百年后却深刻影响了近代湖南乃至中国的发展进程，因此被誉为“近代湖南的精神导师”。湖南之所以会横空出世涌现这么伟大的思想家，绝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湖湘文化的滋养

湖南自古以来就有着独特而深厚的地域文化。这片土地孕育了湖湘文化的独特精神气质，即“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兼收并蓄”。

远古的苗蛮文化为湖湘人沉淀了战天斗地、不屈不挠的霸蛮风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是对这种文化的写照。

屈原的忧国忧民情怀、高尚的政治情操，铸就了湖湘文化的底色。

宋代的湖湘学派崇尚经世致用，致力于弘扬民族精神，在学术上追求兼收并蓄、会通百家和致知力行、知行并进的特点，为湖南文人士子关心政治、关注民生、着眼社会发展留下了珍贵的思想遗产。

明朝末年，王阳明学说盛行，虽然对湖湘学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是，湖湘学人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学风，“湘学独奋然自异”。王船山的父亲王朝聘师从本土大儒伍学父而接受理学中的濂洛之学，崇尚“以真知实践为学”，重视经世实学，喜读天文、地理、物曲、兵农、水利之书，且“以淹贯为主”。这种学风、德操都深深地影响到王船山。

王船山20岁时曾游学长沙岳麓书院。他在此接触到朱张之道，这里的学术熏陶影响了他后来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和解读，以及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岳麓书院强调“以天下为己任”的学术传统深刻地影响了王船山。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和政治活动都体现了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就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这段求学经历对他的学术道路和人生观有着深远的影响。

王船山成长于湖南，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这种文化强调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担当，注重实际行动和实践应用。他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思考、著书立说，将湖湘文化的精髓融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为其成为伟大的思想家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知行并进之品质

王船山出生于一个书香之家，从小聪颖过人，且受过良好的知识教育和品德熏陶。他四岁入塾发蒙，七岁时已经通读十三经，十岁时其父亲王朝聘就给他讲授各种经书的精义。王朝聘一生坚守个人节操和民族大义，正气凛然，毕生精研各种经义，尤其精于强调华夷之辨的《春秋》之学，著有《春秋家说》《春秋世经》等书，为王船山一生重视经义之学作好了铺垫。在父亲的教导下，王船山“阅经义亦数万首”，在十四岁时便中了秀才。之后两年内，王船山在衡州府学读遍所藏之书。

从十六岁开始，王船山跟随叔父王廷聘学诗，读“古今人所作诗不下十万”，并能与叔父以诗唱和。王廷聘也曾问学于伍学父，是一位兴趣爱好广泛、文史知识兼备的饱学之士。他还指教船山读史、写史论文章。王船山在青少年时期已经受到良好的诗学和史学教育，主要得力于叔父的循循善诱。叔父对王船山的智慧和性格的培养有过重要影响。

王船山的长兄王介之，也是一位饱学秀才，擅长于经学，著有《周易本义质》《春秋四传质》《春秋家说补》《诗经尊序》等书。王船山从小跟着他发蒙，有时有点狂狷，幸赖长兄之严教，“檠括弛弓，闲勒逸马”。他后来一直感佩长兄的为学与言行。

深厚绵长的家学渊源、端方纯朴的家风家教使王船山青少年时期在治学与为人、立志与励志等方面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王船山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他阅读广泛，“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读史、读注疏，于书志年表，考驳异同，人之所忽，必祥慎搜阅之，而更以闻见证之。”他留心实用之学，且以自己的见闻去加以印证。

王船山从青年时期起就关心时局，交友结社，初露匡时救世之志。他在游学岳麓书院时，就与学友组织了“行社”，意在强调躬行实践。第二年，回到家乡衡州后又与友人管嗣裘等组织“匡社”，折射出关心社会现实的初步觉醒。这一时期，他还与友人发起文会，针对晚明文风，提出改革主张，拟另创一种“取精炼液，以静光达微言”的新文体。

1642年，24岁的王船山在武昌考中举人，以《春秋》经义科排第一的好成绩考中第五名。因其答卷中充满了忠肝义胆而受到考官们的器重。紧接着，他参加了黄鹤楼“须盟”集会，在与文友们的诗词唱和中，表达了对“中原多故”时局的极端忧虑，热切盼望能有人献出挽救危局的良策。

青年王船山，结社交友，扩展见闻，关心时势，志在改革。他与所结交的师友，切磋学问，更以道德节操相砥砺，在此后的动荡岁月里，大多成为了有为有节的志士。

明清更替后，王船山坚守民族气节，不但不屈服于清朝，而且与文友在南岳衡山组织反清起义。起义失败后，又与友人投奔广东的南明政权，继续从事反清复明的斗争。事虽未成，但王船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他所崇尚的春秋大义，而且意志弥坚。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逃亡和全面审视历史之后，王船山结合现实，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他既反对程朱的知先行后说，也反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他认为知、行作用不同，“并进而有功”“知行相资以为用”，而且强调，“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更加突出了行的重要性。船山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是实学。他从不满足于从书本得来的知识，而是要经过自己的深入思考，再加以实证。王船山不仅从理论上把中国古代的知行观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是这一思想的坚定践行者。这也是他成为思想巨人的重要原因。

国亡家破之刺激

王船山生活在明清之际，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社会变革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萌芽，新的生产关系开始出现，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逐渐传入中国。农民起义推翻了明朝政权，紧接着又是清朝入主中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异常激烈。一贯受圣贤教育的王船山不能接受明王朝被推翻的现实，含泪写下悲愤诗数百韵。他和他的家人、亲友不仅不降服于清朝，而且奋起抗清。在抗清斗争和逃亡过程中，他有多位亲人和学友先后离世。

面对国亡家破、无力回天的严酷现实，王船山没有沉沦。从南明王朝的腐败和逃亡期间对百姓不堪其苦的生活状态的耳闻目睹，他认为一定是封建统治出了问题。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他一头扎进故纸堆里，读《周易》《春秋》，读《资治通鉴》《宋史》，以易为宗，以史为归，映照现实。他一生写过近千万字的著作，如《周易内传》《周易外传》《读通鉴论》《宋论》等等。他著书的目的就是总结明朝乃至历朝历代兴亡得失的经验教训，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重振华夏民族的治统与道统。

他通过精研《周易》，梳理先贤的各种思想，树立了先进的哲学观，认为世界的本质是实有的，万事万物和人类社会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而规律是可以认识和把握的。基于这样的哲学观，他强调人类应该趋时更新、与时偕行，而不能停滞不前甚至逆天而行。

他从宋朝、明朝败亡的历史和残酷的现实中发现绝对的君主专制是行不通的，必须从理念和制度上对封建统治进行一番大的变革。他强烈抨击专制统治荼毒百姓的罪行，提出了一系列革新主张和政治思想，如：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生民之生死”高于“一姓之兴亡”“民所治之地，君弗得而侵焉”“人无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大贾富民，国之司命也”“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等等。

王船山认为，导致封建统治绝对化的是罪魁祸首是宋明理学、心学的治国之道。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把封建礼教绝对化，而忽视百姓的正常需求，这样只会加剧社会矛盾。理学、心学片面鼓励人们成为圣贤，而淡化了人们的担当意识。因此，在明代出现了士子们“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现象。他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并以“六经责我开生面”自励，“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对理学、心学的毒流进行猛烈抨击，重建了既仰慕圣贤境界，也重视豪杰精神，更强调经世致用的文化道统。这是他的道统观和文化思想。

王船山从救国的现实需要出发，通过深研哲学、历史，构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是一种救国思想、强国理论，因此，在近代中国面临救亡图存紧迫任务的时候，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进而影响社会变革和历史的走向。

总之，天崩地裂、救亡图存的社会环境为呼唤伟大的思想家提供了时代气候，以天下为己任、经世致用的湖湘精神为涌现伟大的思想家提供了文化土壤，深感时代之痛且具有卓越个人品质和深厚学术造诣的王船山则是一粒优良的种子。天、地、人三者相辅相成，于是，伟大的思想家王船山便在湖南诞生了！